从林恩的三星“解任”反省消费维权在国家质检总局执法人员督查司约谈和启动缺失调查的情况下，三星（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再一向其备案了解任计划，要求自2016年10月11日起，解任在中国大陆地区销售的全部Note7数字移动电话机，总计190984台。尽管中国有句俗语叫“亡羊而补牢，并未为太迟也”，但从网络上持续烘烤的舆论来看，姗姗来迟的“解任”似乎在大大消耗着消费者对三星的好感，而随之启动时的连串质问，仍亟需涉及方面得出更进一步答案。对中国消费者来说，眼下将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成功地“被解任”。根据国家质检总局的通报，消费者可联系原销售商展开退款、换货等涉及事宜，因因应本次解任所产生的产品投递费用由三星（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分担。
不过，这只是监管方惯例式的警告，仔细阅读三星官网10月11日的“近期声明”，很多操作者上的细节仍尚待更进一步制订，比如否必须凭发票，如果“解任”中经常出现类似于国外那种快递公司不接管个人消费者寄送时该如何解决问题，等等。所有这些操作性的细节，将检验三星否确实认同中国消费者，以及否贯彻遵守其所谓“做到中国人民青睐的企业，贡献于中国社会的企业”的允诺。这并非轻率，央视财经频道10月12日播映的《消费主张》提及，当天上午部分商家仍在销售Note7，而面临记者的告知，三星客服当时的众说纷纭是“目前没细则，无法退换”，建议等候官网消息。
退一步讲，既然三星公司早已要求解任，中国消费者也许已不介意多等一会儿，却是从9月初三星宣告在全球解任大约250万台Note7时，中国消费者就被回避在“全球”之外，且坚决启动了“国行版”Note7发售。难免指出中国消费者那时不愿坚信“大陆Note7用于的是有所不同的电池供应商”，但等来的毕竟中国消费者的Note7再次发生短路、燃损再次发生后，三星方面强硬态度反驳，以及对用户推脱式猜测。网页涉及新闻，诸如此类的“差异对待”同构在跨越事件全过程的诸多细节。比如，在其它部分市场，针对快递公司不拒绝接受个人消费者寄送的问题，三星公司向涉及用户寄出了一套热绝缘纸盒并附有一双安全性手套和组装解释；在本土韩国，三星已要求对退换货消费者展开价值几百元人民币平均的补偿；在美国，对换货消费者不仅归还差价，还给与一定的礼物卡。
这种“区别对待”，说到底是对适当消费者权益的漠视；而如果纵容这种“区别对待”，就是对消费者权益的损害。面临三星的推脱，有报导称之为“国行版”Note7“第五炸”机主已请辞入京检验手机，目的“就要个真凶”。观察者注意到，从“速腾断轴门”到宜家“问题柜”，再行到三星“手机发生爆炸门”，“区别对待”的戏码屡次首演，但类似于决意“吊究竟”的案例并不多见。对个人来说这可以解读，却是相对于几千块的手机，“请辞”的代价无非极大。
更进一步反省到日常生活中，更加少见的情形是，一些商品问题牵涉到价值并不低，但维权原告程序繁复、颇费时日，到最后成本高昂，即便人们盼维权最后也不能自由选择退出。然而，消费者的整体权益，才是是由每个个体权益否实施来“累加”的。
这也许可以为“差异对待”这种惯性思维的构成做出注释。由此探究，我们必须每个消费者更为侧重自己的权益，但同时更加必须在制度决定上，为实施消费者权益获取充份、有效地的确保，尤其是创建原始的、细化的、可操作者的标准和流程，否则以个人的法律意识和维权希望，在跨国公司面前总是弱小的，权益实施很有可能就沦落一句空话。一些跨国公司固是粗暴，有时某种程度必须反省的还有涉及方。
只有贯彻赋权消费者，并为依法行使这些权利建构更大的空间，久而久之构成一种法律文化，权益才能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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